最近半个月，17岁意大利撤侨青年Niccolò的经历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......
右边为Niccolò
Niccolò原本可以在2月3号和第一批撤侨人员一起投入祖国妈妈的怀抱，结果因为发烧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落在中国，2月15日，他终于返回意大利。
但是，方式很特别，过程很曲折...
事情要从意大利的撤侨方案开始说起。
最初的撤侨方案是这样的：
搭法国的顺风车
把武汉的意大利人聚集起来，然后搭乘法国人由武汉开往长沙的大巴车，撤到长沙进行隔离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...
这一撤侨方案遭到了意大利侨民的拒绝。
于是意大利政府决定用正儿八经的方式撤侨：
第一次行动
2月3日，用波音KC-767把56名滞留在中国武汉的意大利侨民接回来。
这样才对嘛！
但是17岁的Niccolò不开心了，原因是当天第一次到达武汉机场时，他的温度测量为37.7℃，海关拦住他，两名意大利医生过来重新测试，体温为38.2℃，没能搭上该班机。
于是，第一批撤侨行动就这样错过了，56名意大利侨民乘飞机离开，Niccolò和其他8位意大利侨民因各种原因暂时留在中国。
第二次行动
意大利政府与英国方面达成协议，滞留在中国的9位意大利人将搭乘英国的撤侨飞机飞回英国，然后意大利再派飞机把他们接回意大利。
然而，这一次Niccolò的愿望又落空了，这次测量他的体温依旧保持在37.4℃。于是他又被迫留下，另外8名意大利人顺利的按计划搭英国飞机撤回了意大利......
Niccolò表示很生气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在发烧，但自己并没有发烧的感觉和症状。
第三次行动
Niccolò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...
就在情人节这天，2月14日，意大利外交部长迪.马约再次专门派波音KC-767飞往武汉，由意大利卫生部副部长Pierpaolo Sileri与专业的医护团队一起，亲自陪同赶赴武汉，只为把Niccolò接回祖国！
看到这里我不禁流下感动的泪水...
然鹅，这次的阵仗有点大，容器有点魔幻。
由于Niccolò仍然发烧，因此意大利方面采取了最严格的防范措施，他们精心制作了一个有点超现实的“生物隔离运输装置”。
装置长这个样子：
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？
Niccolò将被整个装在这个全封闭的特制担架里，并关上门与其他乘务医护人员隔离开来。
然后他事后说在里面几乎一直在睡觉，睡了十几个小时后，在降落到罗马隔离区Pratica di Mare之前醒了。
这个场景很超现实...
在降落点，外交部长迪.马约亲自接机欢迎他回来。并且开心的发了twitter：
这是国防部长发的twitter：
网友们也送上热烈的祝贺，有种举国欢庆的感觉。
人生巅峰有没有？！
此后，他被隔离在Spallanzani医院，2月17号，医院传来好消息：“对他进行的第二次冠状病毒检测也是阴性的”。
Niccolò的奇遇记终于落下帷幕，祝福他！
对他来说，这个2月的经历，此生难忘。
意大利的这波操作让网友感到忍俊不禁：这么大阵势，至于嘛！人家可能只是因为感冒引起一点低烧，哈哈哈
但在觉得搞笑之余又有点感动。
为了一个都不能落下，政府特派转机只为接一位普通公民回家。
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Niccolò和其他同机人员的安全，专门制作了最高级别的防护装置，不计成本的保护本国公民。
关键时刻体现了国家心系民众的人文关怀和风范。
为意呆梨呆萌可爱又严谨负责的行为点赞！
Niccolò亲述
下面是意媒corriere对Niccolò的专访，他详细的介绍了事件过程和心理历程。
两周前的那个晚上，当一架军用飞机从意大利来接你，将你从武汉带回家时，情况是怎样的？
“我于2月3日第一次到达武汉机场，我想立即回家，但在监控站测量到我的温度为37.7，他们在海关拦住我，开始向我提问...两名意大利医生也来了，再次测量体温：38.2。
他们告诉我，由于各种协议，我无法参加。这没什么，我住在机场等待。但是我一直与萨拉博士和使馆保持联系。”
萨拉博士是大学教授萨拉·普拉托（Sara Platto），他已经在武汉生活了7年，并决定不撤离。
“早上我去医院做检查。出口处是田先生在等我，从我刚到达中国时认识的他。他带我去了一家旅馆，测试结果来了，我对该病毒没有反应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被关在那个房间里。”
田先生来自武汉，现年30岁，是由周金凤博士领导的环保非政府组织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”的导游和志愿者。
萨拉·普拉托（Sara Platto）是一名非政府组织顾问。他是由周金凤博士领导的环境非政府组织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”的旅游指南和志愿者。
等待了漫长的一周，意大利着急了。
“是的，我准备去搭乘返回英国飞机的机场。但是他们测试我的体温仍然保持在37.4，即使到了那里，他们仍然决定我不能乘坐飞机。”
Niccolò说，留下来不难，但是看到66名同胞第一次离开，第二个人又有8个人离开，而自己总是在地面上发烧，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发烧，这很难接受。
“第一天晚上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，我以为他们在等我。之后立即在大使馆，……是的，有点恐惧，但从未惊慌。我对自己说：如果你惊慌失措，什么也解决不了。我以为我必须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课，而且我知道我并不孤单，很多人在帮助我。第二次我发脾气是不可能的，仍然是我感觉不到的发烧。但是田先生这次却不在等待我……”。
你是怎么去武汉的？
“自八月以来，我一直在中国，与来自Intercultura计划的一百名意大利学生在一起。我住在黑龙江北部的一个中国家庭。1月19日，我们去了湖北，拜访了接待我的那对夫妇的祖父母。一个乡村，有50所房屋。那天，新冠病毒来了。我一直在那里闭关，直到2月3日。大概是在那间供暖不好的乡间房子里感冒了，那是发烧的根源。”
后来的回归被隔离在生物隔离中，看起来就像是火星人的电影……
“嗯，那不是很不舒服，我躺在那张担架上，关上了门，睡了十个小时，几乎整个旅程，我刚降落在Pratica di Mare之前就醒了。假设这有点超现实。”
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几个月，和中国朋友一起学习吗？
“在开始的三个月里，我们参加了国际课程，然后从12月开始，我们开始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，学习英语。很高兴在一起，他们非常专注于这项研究，任何可能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事情都可以避免。但这很好，我希望在疫情过后回到中国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去找我附近所有的人，田先生，周博士和萨拉博士以及使馆波蒂领事馆的工作人员。”
在中国学习的日子里，这段关系给你留下了什么？
“与田先生建立了美好的友谊，他和我很亲近，他出去给我带来食物，他陪伴我，帮助我，当我终于在飞机前时，他说：“我会想念你的。” 在去机场之前，我们戴着口罩拍照合影，另一位志愿者田先生，白先生和我。与Sara博士一起的那几天，我们一直在谈话，即使我们从未亲自见过面，她也通过许多电话支持我”。
现在的状态及未来打算？
“我等着父母带给我电脑和一些书，在十二天内，我将出去学习。去美术学校学习，我喜欢希腊和罗马建筑”。
最后我们也祝Niccolò身体健康，早日出院，踏上追求艺术的道路！
